今天我将和大家谈谈全球难民危机，我想告诉大家这场危机是可以管控的，而并非无法解决。难民危机不仅是对身处一线的难民的考验，更是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是谁的考验。

于我而言，难民危机不仅是职责所在，更是我个人的道义使然。我经营着一家非政府组织，为世界各地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支持。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站在右边的那个帅哥并不是我，而是我的爸爸拉尔夫。这是他和我的祖父塞缪尔1940年在伦敦的合照。他们是来自比利时的犹太难民，纳粹入侵时逃到了英国。这张照片我也非常喜欢，这是1946年从波兰到达英国的一群难民儿童。中间是我的母亲马里恩，她当时十二岁，要在一个新的国家独立开始新的生活。我十分清楚，如果英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没有接纳难民，那么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我出现在这里。

然而，七十年之后，历史却再次回到了原点。难民墙正在修建，政治论调充满了复仇意味，人道主义价值观和原则在某些国家盛行，而七十年前这些国家承诺再也不会让战争的受害者感到失望和身份的迷惘。 去年一年，每分钟就有二十四人因冲突、暴力和迫害而流离失所：叙利亚爆发化学武器袭击，塔利班在阿富汗活动猖獗，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科圣地组织将女孩赶出了学校。这些难民离开家园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给生命谋条出路。

很遗憾，震惊世界的难民今天不能来到现场和大家对话。你们中许多人都知道这张照片——五岁的艾伦·库尔迪，他是2015年在地中海地区死亡的叙利亚难民，和他一同丧生的还有三千七百名试图逃往欧洲的难民。2016年，难民的死亡人数达到五千人。逝者已经成为过去，但对数百万活着的难民来说，我们现在采取行动仍为时未晚。

比如有很多像弗雷德里克一样的难民。我是在坦桑尼亚的Nyarugusu难民营遇到他的，他来自布隆迪，想知道自己能在哪里完成学业。他已经接受了十一年的教育，还想继续上学。他对我说：“我不希望我的生命终结在这个难民营里。”

对哈罗德来说也是如此。她的父母是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大马士革之外的亚尔穆克难民营。她出生在一个难民家庭，现在自己也是一名黎巴嫩难民。目前她在为国际救援委员会工作，为其他难民提供帮助，但对于未来会去往何方，她看不到任何希望。

我们谈弗雷德里克，谈哈洛德，谈数百万人像他们一样的难民：为什么他们会流离失所，他们该如何生存，他们需要什么帮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深信，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对待陌生人。未来的“你”就是你该对陌生人承担怎样的责任。我们都知道，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依然面临着被分裂吞噬的危险。检验我们对待陌生人态度的最好方法就是看我们如何对待难民。

事实是，去年有6500万人因暴力和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如果把这些人组成一个国家，那将是世界上第二十一大国家。在这些人中，大约有4000万人留在国内，有2500万人成为难民，也就是说他们要越过边界进入邻国。他们大多生活在贫穷、相对贫穷及中低收入国家，比如哈罗德所生活的黎巴嫩。在黎巴嫩，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难民，难民人数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难民在外流浪的时间很长，平均期限为十年。我去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达达布（Dadaab）。这座难民营位于肯尼亚东部，建于1991-1992年，是索马里人逃离内战时的“临时营地”。在那里我见到了Silo，我很幼稚地问了她一个问题：“你想过有一天回到索马里的家吗？”她说：“回家？这里就是我的家啊。”后来我得知，营地中一共有33万难民，有10万人在这里出生。这就是长期流离失所带来的结果。

难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十分深刻：弱国无法为本国的人民提供支持，国际政治体系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人们对神学、治理和与穆斯林世界的接触还存在众多分歧。这些都是我们世代面临的长期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难民危机是一种趋势，而不是昙花一现。由于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面对长期存在的难民问题，人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束手无策。

2014年，弗朗西斯教皇去了意大利海岸的兰佩杜萨，他指责我们所有人都对全球化持漠然的态度。这一评价很令人担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心已经变成了石头。也许大家会问，你难道是要在TED的演讲现场和教皇争论吗？不，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大家都想为解决这场危机做些什么，但只是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今天我想告诉大家，难民危机是真实存在的，但解决方案也是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一：这些难民需要在他们所在的国家获得一份工作，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持。据2014年在乌干达做的一项研究显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有80%的难民因为有了工作而不再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解决方案二：在流离失所的途中，儿童教育成为生命线，而不是奢侈品。当孩子们接受掌握读写和算术能力，得到适当的社会和情感支持时，他们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令人震惊的是，全球有一半的学龄儿童无法接受教育，有四分之三的中学生无法接受中学教育。

解决方案三：大多数难民都生活在城市，而不是难民营。试想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城市的难民，我们最渴望什么？我们需要钱付房租，买衣服，这就是人道主义体系未来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需要给他们现金，这样才能发挥难民的力量，帮助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第四个解决方案存有争议，但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包括西方国家在内，我们应该为最脆弱的难民提供条件，让他们在新的国家开始新的生活。虽然难民的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万，但这样做的意义却非常重大。现在正是我们向那些遭受恐惧的人张开怀抱的时候，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一样向难民颁发禁令。

记住，任何人提出“他们通过审查了吗？”这样的问题都合情合理。事实上，难民到一个国家要接受比其他任何人更加严格的审查。所以尽管提出这个问题是合理的，但这并不代表难民就应该成为恐怖分子的代名词。

当难民没有工作，他们的孩子无法上学，他们无法得到现金，无法寻求法律帮助时，他们会怎么做呢？——那就是冒险。两年前，我去了美丽的希腊岛莱斯博斯，当地有九万人口。一年之内，有五十万难民穿过岛上。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开车穿过岛屿北部时看到了什么：一堆上岸的人穿过的救生衣。当我走近时，我发现了一些黄色的儿童救生衣。我拍了这张照片，大家可能看不清上面的文字，但我想读给你们听一下：“警告：不会防止溺水。”儿童拿到救生衣认为自己可以安全到达欧洲，但没想到救生衣并不能在落水时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危机，更是一场考验，是各个文明长期以来面临的考验，是对人性的考验，是对身处西方世界的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代表的价值观的考验。这既是对我们政策的考验，也是是对我们性格的考验。难民问题确实很棘手，他们来自世界遥远的地方，经历了创伤，信仰不同的宗教，但这正是我们应该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原因，而不是将他们拒之千里。我们帮助难民是因为这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同理心和利他主义是文明的两大基石。把这两者转变成行动是我们对基本道德信条的践行。

生活在现代世界，我们没有理由对他们说No。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不知道苏丹南部的Juba或叙利亚的阿勒颇发生了什么，因为智能手机就在我们手中。无知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拒绝伸出援手就表明我们丝毫没有道德指南。

这揭示了我们是否了解自己的历史。正是由于二战后西方政治家杰出的领导力和妇女的努力，难民在世界各地享有的权利才成为普遍的人权。批判对难民的保护就相当于在批判我们自身的历史。

这也揭示了民主作为躲避独裁的强大力量。我们听许多政治家说过：“我们相信榜样可以给我们提供力量，而不是力量会让我们成为榜样。”这意味着我们所代表的价值观比我们投放的炸弹更加重要。寻求庇护的难民将西方视为希望的源泉和避风港。俄罗斯人，伊朗人，厄立特里亚群岛人，古巴人，他们都来到西方寻求安全。如果我们对他们放任不管，那么我们便会陷入危险之中。

这还揭示了另外一点：即我们是否能够谦虚地承认错误。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全球问题都是由西方造成的，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美国接纳的各国的难民当中，越南难民数量最多，这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而且照此推理，美国应该接纳更多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人道主义行动来弥补外交政策的错误，但是当我们犯错后，我们就有责任去进行弥补，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我在演讲一开始提到过，难民危机是可控的，而不是无法解决的，大家还记得吗？这一点是事实。我想给大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采取行动。如果你是雇主，那么请雇用难民做你的员工；如果你赞同我的观点，那么当你的家人、朋友或同事一遍又一遍诉说他们的谬见时，你就应该出面纠正；如果你有钱，那么请把它捐给慈善机构，为世界各地的难民提供帮助；如果你是一个公民，那么请给那些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难民危机的政治家投上一票。

我们对陌生人的义务体现在细节处，平凡却勇敢而伟大。1942年，我的姑妈和祖母居住在德国占领下的布鲁塞尔，纳粹当局下令让她们去布鲁塞尔火车站。我的祖母马上觉察出了异样，她恳求她的亲戚们不要去，他们回答说：“如果我们不去，不听纳粹的话，那我们就会陷入麻烦。”大家可以猜到去了布鲁塞尔火车站的亲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从此消失了。但我的祖母和姑妈没有去，她们去了布鲁塞尔以南的一个小村庄，十年前她们曾在那儿度假。她们来到当地一位名叫莫里斯先生的天主教农民家里，问是否可以收留她们。于是，她们在那里住了下来，战争结束后，共有17名犹太人在那里生活。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问姑妈，“您能带我去见莫里斯先生吗？”她说：“可以啊，莫里斯先生依然健在，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我想当时的他应该有八十三四岁的高龄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头发花白的绅士，我问他：“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他看着我，耸耸肩，用法语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必须这么做。”这是他的天性使然。我想和大家说，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所在。告诉自己，难民危机是可控的，不是不可解决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解决难民危机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这既是为了拯救难民和他们的生命，也是为了拯救我们自身以及我们代表的价值观。

问：您对解决难民危机给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并且呼吁每个人都应该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我对一点感到很困惑，您刚在演讲中提到“非凡的西方领导力”在60多年前引发了关于人权和难民问题公约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全面讨论，但这一领导力是在一场巨大的创伤过后，政治空间统一的情况下才发挥作用的。现在的我们正处于一个分裂的政治空间，难民问题加剧了分裂，在这一背景下，您觉得我们的领导力来自何方呢？

答：是的，我赞同你的观点，和战争时期相比，和平时期的领导力确实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前景。所以我想说领导力必须从下层，而不是上层开始建立。本周会议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关于权力的民主化。我们不紧要维护，更要激活自身的民主。当有人对我说“人们强烈抵制难民”时，我的回答是“不，人们对待难民的态度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那些恐惧难民的人比对此引以为豪的人更加躁动不安。”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动员自身的同时，也应该为领导力提供赞助、鼓励和信心。当你期待掌握领导权的时候，你必须调动团体内部的力量，试图为不同的解决方案创造条件。

附：英文视频网站链接

https://www.rescue.org/video/david-miliband-refugee-crisis-test-our-character?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